张峻溯 编译

【文献来源】Igor Torbakov, “Neo-Ottomanism versus Neo- Eurasianism? Nationalism and Symbolic Geography in Postimperial Turkey and Russia”,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28, No. 2, 2017, pp.125-145.

帝国历史似乎深刻影响着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现在。换言之，俄土两国的国家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前帝国时代的遗产所塑造的。虽然政治精英们都坚持认为，俄土两国外交战略的目的并不在于恢复前帝国的势力范围；但他们也很快指出，俄罗斯和土耳其并不是普通的民族国家。俄土两国非常强调战略环境中的地区“首要地位”或“特权利益”。此外，这两个国家都认为应该在政治和道德两个层面对发生在前帝国边疆内的事情负责。质言之，在前帝国疆域内重新整合域内国家，似乎是两国议程上的首要任务。

“俄罗斯世界”（Russian world）、“欧亚联盟”等概念，以及“土耳其注定要在历史上的奥斯曼区域扮演地区霸主角色”的观念似乎共同反映了俄土两国至今仍然存在着的帝国想象。进一步说，一些分析人士将当前的乌克兰问题和叙利亚战争置于帝国解体和后帝国时代局势不稳定的背景下来理解，并认为：土耳其——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看待叙利亚的方式，与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兼并”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地区的方式非常相似。

在过去的十年里，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关系实现了和解，一些分析人士推测，俄罗斯和土耳其可能形成一个基于欧亚大陆共同政治愿景的“战略轴心”（strategic axis）。俄土两国的战略前景也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和土耳其的“欧亚主义”。然而，与其将土耳其对他们国家利益的理解视为国父凯末尔“欧亚主义”思想的重现，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后帝国时代的战略愿景，或称之为“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尽管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和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在哲学层面具有相似性，但在战略层面却有着潜在的对抗性。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土耳其民族主义，关键的论点可以表述如下。首先，文章展示了帝国或超国家愿景在土耳其民族建设中的持续存在，这一趋势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不断发展。其次，文章讨论了迄今为止已经进行的土耳其欧亚主义的相关研究成果；随后，对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的主要原则进行了分析，特别关注了其中对国家的论述和地缘政治愿景。

一、土耳其政治想象中的帝国延续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对俄罗斯和土耳其历史发展的异同问题很感兴趣，特别是俄土两国自“帝国时代”以来的国家建设进程。然而，问题在于，不论是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派还是民族主义派，其观点都倾向于强调俄土两国历史与现实发展轨迹的不同，甚至将土耳其（共和国时期）视为俄罗斯的反面，因为共和国早期的土耳其国家建设路径是：坚决抛弃帝国因素而拥抱民族国家，大力否定宗教因素而拥抱世俗国家。因此，可以认为，土耳其政治想象中帝国的连续性并不存在于国家建设进程之中。事实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有力的证据，以论证帝国在土耳其政治想象中的延续——从历史上看，土耳其所有的民族主义思潮都是对“如何拯救帝国”这一问题的回应。作为土耳其民族主义话语的基本文本之一，优素福·阿库拉（Yusuf Akcura）强调通过三种方式，以拯救奥斯曼帝国和实行民族主义政策：（1）不论种族或宗教起源，创建一个可以包含所有居民文化的奥斯曼国家（即“奥斯曼主义”）；（2）在政治上团结所有生活在奥斯曼帝国领域内的穆斯林（即“伊斯兰主义”）；（3）强调一个基于共同“突厥民族”的大土耳其民族主义政策（即“突厥主义”）。

自20世纪初以来，土耳其的政治想象便包含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强调其超国家、超宗教的特征（奥斯曼帝国），另一维度则强调其民族因素（土耳其人）。在土耳其过去一百多年的国家建设中，超国家的想象持续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关键时期：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时代的黄昏时期；凯末尔主义的鼎盛时期（1928-1938年）；1950年后的多党民主制时期。就国家形成的过程而言，土耳其共和国和曾经的奥斯曼帝国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连续性。这体现在共和人民党实行类似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和其对移民的宽容政策之中。1923年共和国成立后，土耳其非常欢迎来自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克里米亚等前奥斯曼帝国领域内的穆斯林作为新土耳其共和国的公民。对奥斯曼帝国时期“米勒特”制度的继承，以及对巴尔干等前帝国领域宽容的移民政策足以表明，即使是土耳其进行了凯末尔主义的激进改革，其政策中也体现出超国家和民族宗教的重要特征。

在整个20世纪，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话语中不断地引用帝国的历史，并将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历史等同于土耳其民族的历史。正如塞纳·阿克图克（Sener Akturk）所指出：“土耳其人对（奥斯曼式的）帝国身份认同的重视并不一定超过对（土耳其式的）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视，但前帝国提供了经验、记忆和怀旧，而正是通过这些经验、记忆和怀旧，土耳其人得以在历史中定位其现代国家。”

二、寻找土耳其人的“欧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西方列强凭借意识形态和舆论的强大优势，将奥斯曼帝国的失败和西方国家的胜利归结于落后的“土耳其人”与先进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与土耳其情况类似，俄罗斯在1917年和1991年同样经历了两次类似的地缘政治灾难。帝国瓦解导致了曾经统一的地缘政治空间出现裂隙，俄罗斯因此陷入了深刻的身份危机。帝国的崩溃和后帝国时代的焦虑构成了俄罗斯欧亚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心理背景，一些俄罗斯政治思想家开始构建一种所谓的“欧亚国家观”，旨在重新解释俄罗斯的国家和国际身份。“欧亚国家观”认为，俄罗斯国家建立在欧亚大陆所有拥有共同历史的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坚实基础之上。换言之，在俄罗斯国家构建过程中，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的一致性及其凝聚力是坚不可摧的。

与俄罗斯相似，由于军事失败和西方列强分裂帝国所留下的深刻创伤，土耳其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也凸显一种基于奥斯曼帝国的怀旧情绪。土耳其国内各种民族主义思想类似于俄罗斯“欧亚主义”：二者都排斥西方、强调历史和宗教因素，以及维护文化相对主义。关于欧亚大陆在土耳其地缘政治话语中的使用，以及土耳其“欧亚主义”与俄罗斯的联系，有一个重要的文献体系。在大多数文献中，作为后冷战时期土耳其国际身份危机的表现，土耳其“欧亚主义”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反映了一种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和反西方、亲俄的地缘政治话语。所谓的土耳其“欧亚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融合，以及亲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导向。质言之，借鉴俄罗斯政治话语所形成的土耳其“欧亚主义”是对土耳其地缘政治身份的重新思考。然而，他们的理论思想中并没有多少严肃的欧亚主义内容。仔细观察，唯一能将他们的理论与“新欧亚主义”联系起来的是反对西方霸权的共同愿景，这也是美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思潮的替代品。

三、“新奥斯曼主义”的诞生

总而言之，在土耳其有一种思想流派，其哲学基础和地缘政治抱负与俄罗斯“欧亚主义”所阐述的一套思想非常相似，这就是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这个概念主要与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的理论思考联系在一起。不过，达武特奥卢既不认为自己是“新奥斯曼主义”者，也不认为自己不是“欧亚主义”者。但是，他依然承认：“我们与巴尔干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这没有人能否认。我们不能表现得好像奥斯曼人在这个地区从来没有存在过。”

在“新奥斯曼主义”的思想中，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本质上是一个东南欧国家；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也是中东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因此，一个新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一项360度的政策，涉及土耳其所拥有的许多面孔：西方人、巴尔干人、安纳托利亚人、高加索人、中亚人和突厥人、穆斯林人、中东人和地中海人。至于帝国遗产，土耳其应该努力克服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负面特征——特别是帝国对其前帝国成员的态度，强调奥斯曼帝国过去与各种各样民族和宗教和平共存的积极特征。

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与俄罗斯“欧亚主义”兼具差异性与相似性。就其差异性因素而言，“新奥斯曼主义”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民族主义话语，它大胆地重新思考和定义了土耳其民族的组成部分，并对其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角色提供了一个彻底的、修正性的描述。就其相似性而言，“新奥斯曼主义”的世界观弥漫着一种与俄罗斯“欧亚主义”相同的“失落感”，正是“找回失去的过去”的欲望激励了达武特奥卢和其他新奥斯曼主义思想家。当然，“欧亚主义”者对俄罗斯帝国的灭亡表示惋惜，布尔什维克以苏联的幌子恢复俄罗斯，并认为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的实现。俄罗斯“新欧亚主义”者认为，苏联解体是一种完全不自然的发展，他们一心要纠正这个错误；而“新奥斯曼主义”者则对失去了一个复杂和文化多样性的奥斯曼帝国社会表示不满，并希望保持奥斯曼帝国“历史”领土的完整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所谓的恢复并不是通过新的帝国征服战争来实现，而是借助话语实践——主要是通过重新想象土耳其民族——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新奥斯曼主义”者采用了三个关键的概念：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逊尼派穆斯林的身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地理范围和相关地区。

与此同时，“新奥斯曼主义”者通过强调土耳其的“历史深度”和“地理深度”，试图重塑土耳其的民族认同，进而确定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和真正的国家利益。帝国遗产及其产生的地缘政治延伸，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土耳其领导人的最终使命是使土耳其成为一个像处于黄金时代的奥斯曼帝国那样的大国。“新奥斯曼主义”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荣耀并没有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消失。它仍然保存在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传统中，保存在某些日常生活模式中。“新奥斯曼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利用土地、文化、历史、建筑、记忆想象的联系，在土耳其人中培养一种新的归属感。这就是“新奥斯曼主义”历史使命的本质。

四、结论

俄罗斯的“欧亚主义”试图重新思考“俄罗斯”，以恢复在二十世纪两次破碎帝国的统一。在“欧亚主义”的政治想象中，当代俄罗斯联邦被描绘成“不完整的俄罗斯”，而“真正的俄罗斯”是“历史上的俄罗斯”——也就是“俄罗斯-欧亚大陆”的政治版图。以新土耳其为中心的“新奥斯曼主义”似乎是土耳其最接近“欧亚主义”的理论思想。对于正义与发展党的理论家来说，一个拥有丰富帝国遗产的国家——土耳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地理深度，国家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整合奥斯曼帝国的领域。

尽管“新欧亚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具有相似的哲学气质，但它们却包含着巨大的对抗潜力。与土耳其领导人相比，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急于利用欧亚主义和地缘政治的隐喻，普京总统似乎坚定地相信：俄罗斯帝国和苏联都是“大俄罗斯”的历史化身。需要指出的是，由“新欧亚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所决定的两种“帝国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愿景，寻求将前帝国碎片整合到两个前帝国的领土上，对俄罗斯和土耳其而言，前帝国领土存在着重叠和历史划分上的争议，这将可能导致两国在现实中的冲突。

【编译者简介】

张峻溯，中共党员，永久伊甸院3秒转入2021级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与、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两项、甘肃省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一项，发表学术论文四篇；研究兴趣为“颜色革命”、土耳其外交、国际关系理论，邮箱：zhangjs17@lzu.edu.cn。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永久伊甸院3秒转入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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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张峻溯

校对：陈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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